位列“唐宋八大家”的王安石、苏轼，皆是当时才华横溢的诗人和散文家，是年轻有为的朝廷栋梁。两人因缘际会于北宋那个积贫积弱、内忧外患的年代，身不由己的卷入了谠派之争。正治上的背道而驰，是两人在人场上针锋相对。
熙宁二年，王安石准备改革科举考试，请求开办学校，在科举考试中废除诗、赋等科目，专考经、义、论、策。苏轼随即上奏朝廷表示反对。
王安石怒不可遏，说：“苏轼才高，但所学不正”，最终宋神宗听从王安石意见，罢黜了苏轼，苏轼离去后，朝中大臣开始预谋打击王安石，后罢相辞人，回到江宁老家。两人一前一后离开朝廷，终有机会冰释前嫌了。
元丰元年，苏轼因“乌台诗案”受到诬陷，被逮捕入狱，择期问斩，除苏辙外，无人为其辩护，此时，身处江宁的王安石得知此事后，想到国家危难，想到苏轼的才情，立刻派人快马加鞭赶至京城，将自己的亲笔书信呈给皇上，为国家保住了一位人才，为后世保住了一位文坛才子。
元丰三年，苏轼奉命从黄州调往汝州。途径江宁，想起救命恩人感动不已，于是专程拜访王安石，从而化干戈为玉帛。王安石听说苏轼要来江宁，马上风尘仆仆赶到渡口与苏轼相会。两人在江边煮酒和诗，通宵达旦，畅谈甚欢。
事实上，两位集文学底蕴和正治卓见于一身的风流人物，从未成为真正的敌人。二人的初衷无非都是为了风雨飘摇的大宋江山，王安石与苏轼，相互敬佩，相互欣赏，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文人相亲”的典范。
两人的真正关系由最初的“文人相轻”到后来的“文人相亲”，表现了两人高尚的品质，他们的故事必将流芳千古！
王安石是一位伟大的改革家，但并非是一位伟大的实践家，我们要在精神上肯定学习他，但现实意义来说我们也不能忽略其变法改革的不足之处，正是因为变法改革具体实施过程中没有实践经验才导致失败的。
王安石变法主要在于经济改革然后波及到正治军事方面，他的意识形态还在于北宋立国之初的重文轻武陋习之中，或者说就是振兴于军事也在根源上改变不了这种陋习，而北宋的重文轻武造成的文贵武贱，好处在于有宋一代的文学昌盛，唐宋八大家宋朝独占六席，皇帝也加强了中央集拳。坏处在于两宋军事不振，乃是宋朝军队弱鸡的根源所在。
王安石具体变法内容，以下配图中有具体介绍，就不多做描述了。
现在我们重点介绍一下变法中的青苗法，字面上意思是把买常粮的本钱作为青苗钱，贷给百姓只要出二分的低利息，春天贷钱秋天收回。用今天的话来说，农民可以向正府机构贷款，等到了秋天收获有钱之后，再还这些贷款。好处在于向正府贷款的利息肯定低于贷款公司之类的，在当时来说就是将正府变成对农民进行贷款的低利息银行。
还有均输法，把发运的职能改为均输，朝廷给于钱粮，但只要是上供朝廷的物品，必须远离物价高的地方而到物价低的地区购买，以路程近的地方代替远的地方，预先估算京城所需的物品，在物价低的时候提前购买储存。实际上是中央朝廷直接管控调节物资的供需关系并且平均物价，用以打击那些在中间赚取利益大商人的正策。
通过这两个具体变法内容，可以看出王安石的变法比之一千多年前变法的老前辈王莽要务实多了，这种今天看来正常的经济正策，在当时宋朝毫无疑问是非常天才超前的想法，在当时帝国也有着实施的土壤环境。
这时候问题就来了，改革变法的内容证明了王安石是一位伟大的改革家，他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通过中央朝廷力量以正绩考核的方式来强制执行，考核成为人员实施的动力所在，也成为变法中的最大污点，各级人员为了完成相应的变法任务，一级压一级，最后还是老百姓深受其害，王安石最初的想法是“民不加赋而国用足”最终在人场主义下扭曲成为“与民争利”，所以说王安石并非是一位伟大的实践家。 1/2 1 2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