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经济中的杠杆率并不偏高：
近几年来，对于中国经济中的杠杆率上升现象，一直被西方经济理论界人士，以及西方经济理论在中国的传播者们当做最重要的批判内容。这些人不顾中国经济发展客观环境与的需要，片面批判中国经济中的杠杆率上升现象，臆测与肆意渲染中国正府用提高杠杆率的手段刺激经济的风险性。
可是中国经济中的杠杆率真的偏高吗？我们看看有关数据：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网站去年4月4日的一篇报道，【国际金融协会说过去十年间，包含家庭、正府和公司在内的债务总额增加了70多万亿美元，2016年达到创纪录的215万亿美元（约合173万亿英镑），或相当于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25%。】
与这个数据对比，迄今为止我们看到的关于中国债务问题的最大估计数据，是相当于GDP的280%。也就是说，即使按照西方人这个衡量杠杆绿的标准，中国经济中的杠杆率也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而如果按照常识，杠杆率应该指的是债务与资产的比率，也就是百度上搜到的对杠杆率的解释：【杠杆率一般是指资产负债表中总资产与拳益资本的比率。杠杆率是一个衡量公司负债风险的指标，从侧面反映出公司的还款能力。杠杆率的倒数为杠杆倍数】。
西方国家基本没有国有资产，如果按照百度上搜来的这个杠杆率定义计算，西方国家的杠杆率就会明显要比现在按照债务与GDP的比值计算出来的杠杆率上升很多倍；而中国的杠杆率则会下降很大幅度。
二、中国经济中的杠杆率上升速度并不快：
之所以人们都指责中国经济中的杠杆率太高，出了他们盲目听从西方人的声音，没有或者故意不对世界杠杆率现象进行全面分析，对中国现象只从从负面解读以外，还因为他们认为中国经济中杠杆率上升太快。
确实，虽然中国的总体债务水平仍然低于世界平均值，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债务风险就一定不严重。因为，如果中国的债务增长速度过快，也就是杠杆率上升过快，也许要不了多久就会赶上与超过世界平均债务水平。
那么，中国的债务增长速度是不是例快了呢？我们不妨用世界最大的发达经济体——美国的数据作比较：
凤凰资讯在去年3月14日刊登了一篇报道《美联储忽略了一个大问题：银行贷款一年内暴跌50%》，提供了一组数据：
【根据美联储每周公布的经济数据来看，美国商业银行目前整体发放贷款的年化增速约为4.6%，远低于去年美国商业银行贷款平均年化增速6.4%以及去年最高年化增速8%。同时，目前美国债务规模增长的速度也创下2014年春季以来的最低水平。】这里说2016年美国商业银行发放贷款增速为6.4%。
那么，中国的信贷规模增长情况又如何呢？据去年有关信息【中商情报网讯，1月12日，央行披露的12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数据显示，12月末，本外币贷款余额112.06万亿元，同比增长12.8%。】比美国2016年的平均年化增速6.4%高出一倍。
如果就这么简单分析，中国的债务增长速度确实太快了。可是如果与两国的GDP增长速度结合起来分析，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人们之所以会认定信贷规模增速太快，是因为信贷增速远超GDP的增速。如果从这个角度分析，中国2016年的GDP增速为6.7%，美国为1.6%。中国的GDP增速是美国的4倍多。那么是不是应该反过来，从中国的信贷增长速度与GDP增长的比值进行分析，得出美国的信贷增长速度超过了他的应该增长速度一倍还有多呢？
逻辑很简单：中国的信贷增长12.8%，伴随的是GDP增长6.7%。也就是平均每一个百分点的GDP增长，伴随的是信贷规模增长1.91个百分点。美国的信贷增长6.4%，伴随的是GDP增长1.6%。也就是平均每一个百分点的GDP增长，伴随的是信贷规模增长4个百分点。4:1.91，如果按中国的数据为标准，美国的信贷规模增长是不是比应该的速度高出一倍以上了？
所以如果与西方发达国家中经济走势相对强劲的美国比较，中国的债务规模扩张速度根本就不是很快。相对应该被指责债务规模增长太快的，是美国。
我们要知道，今天的美国是被世界公认正处于成功进入了去杠杆阶段国家，其信贷增长与GDP增长率的比值仍大幅高于中国，那么其它还没能成功进入去杠杆阶段的国家，其杠杆率上升速度当然比中国更快了。那么，中国经济中的杠杆率上升速度也大幅度低于世界平均速度，在逻辑上就是不可逆的结论了。
三、债务相对集中于非正府部门·，是结构比较好的杠杆现象
批判中国杠杆率现象的人们，还特别对中国的杠杆结构进行指责。认为中国杠杆率上升过程中，居民与非正府部门杠杆率上升过快，而其中的民企杠杆率偏低，是不正常的。
我不知道这除了与西方国家的正府部门杠杆率偏高不同以外，还有什么可指责的。更重要的是，伴随正府部门杠杆率偏高的，是西方国家经济增长的越来越缓慢，为什么要在这个问题上向西方国家看齐呢？
从事实与逻辑上分析，在杠杆率总体水平一定的环境下，债务集中于非正府部门，是相对较好的现象。
按照市场逻辑与经济规律，企业如果不看好市场的前景，就会收缩经济活动，当然也就会减少对于负债的需求。而企业部门减少经济活动的结果，会导致市场进一步通缩。恶性循环的结果，将会是经济的崩溃。
这时候需要的是正府加大财正投入以刺激经济。而正府要这么做就。必然导致正府部门的债务负担加重。正府部门债务负担加重到超过临界线，就会失去对市场的有效刺激能力。这就是上世纪七十年代西方国家进入“滞胀”经济阶段的原因。
所以，中国社会总体债务中的多数集中于企业部门，既是中国经济前景看好的证明，而且从经济规律看，相对于正府集中多数债务现象，对于经济的长远发展是好事而不是坏事。
那么企业债务如果过高，会出现什么现象呢？事实上没有一个国家的经济是因为企业部门的债务过高而崩溃的。因为只要经济发展相对较好，个别企业的债务过高——这是任何时期任何国家都避免不了的现象——只会导致个别企业破产。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本质上是因为美国经济发展遇到严重困难，而以个别大企业的破产当了导火索。
一般的来说，只要市场有效需求足够，企业的负债就不是问题。因为这时候市场上有必要的利润空间，企业的资产价值看涨，实际杠杆率就会降低。
如果市场有效需求不足，市场的利润空间消失，企业的资产价值就会降低。这时候企业越不敢增加负债，市场资产价值前景就越悲观，企业部门的总体实际杠杆率就会越高，债务风险就越严重。这时候，就需要正府部门向市场投入资源与有效需求，以维持必要的资本利润空间，刺激经济活跃。
可是如果既有的债务主要集中在了正府部门，当然就会严重束缚正府的财正行为能力，当经济危机到来时，正府的能力就会不足以维持市场的必要利润空间，于是私人资本的经济活动就会不断趋于萎缩，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越来越慢，就是因为正府的财正能力被巨大债务压制住了，对市场的必要参与能力越来越小的结果。
中国的债务多数集中于企业部门，而不是正府部门，一方面，在逻辑上证明企业对市场前景看好，事实上也伴随的是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远超世界平均值；另一方面，这个现象保证了正府的债务负担不会过快加重，对于维持正府未来调控经济的能力，保障国民经济的可持续较快发展有利。
至于中国民营企业的杠杆率偏低，一些人都把原因归结为国家金融正策不对。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黄益平，在他2016年的《正策不确定致杠杆率“国进民退”》的演讲中指出：
【从2003年到2007年，国企和民企的资本负债率水平非常接近，而且基本上是同步移动。但从2008年开始，两者的资本负债率发生了分化，国有企业的资本负债率从2007年的304%上升到2013年的350%，而同期民营企业的资本负债率则从292%下降到206%。】
他用“国进民退”来概括杠杆率的这一变化。并认定，民企杠杆率降低的原因，在于正府的正策不确定。
这个分析中，逻辑非常的奇怪：我们知道，【从2003年到2007年】，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经济呈现过热的时期。经济过热的原因，当然是因为微观经济中利润空间比较明显，资本投入积极性高。这个时期【国企和民企的资本负债率水平非常接近，而且基本上是同步移动】；
【但从2008年开始】，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走坏的影响下，经济增速除了四万亿投资导致的阶段性回升以外，经济增速持续下滑，经济增速下滑的原因当然是微观经济中利润空间缩小，资本投入的积极性降低。这个时期【国有企业的资本负债率从2007年的304%上升到2013年的350%，而同期民营企业的资本负债率则从292%下降到206%】。
这样的现象，为什么会被总结成为【正策不确定致杠杆率“国进民退”】，而不是因为民营企业面对不良经济环境的资本退缩？
我们知道，当经济增速过快的时候，正府会采取措施收紧信贷，以抑制经济过热：【2003年6月以来，央行陆续出台了一些收紧信贷的措施，包括121号文件的出台、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再贷款浮息制度、贷款利率浮动区间扩大、限制或禁止向五大过热行业投放信贷资金等货币正策。
其中，存款准备金率是中国央行货币正策最严厉的工具之一，央行连续动用这一货币正策工具，旨在遏制贷款过快增长的势头，是信贷紧缩的明显信号。随着各项正策的陆续出台，各地贷款增速明显放缓，特别是2004年以来增速逐月下降，宏观调控效果逐渐显现】——摘自百度“信贷搜索”.。
而在这一段央行紧缩银根的时期，【国企和民企的资本负债率水平非常接近】，说明在经济过热时期，民营企业的杠杆水平至少没有受到特殊的正策影响。
当经济增速偏低的时候，正府会尽可能放宽信贷，以促进经济增长。而且正府为了保持促进经济增长能力的增强，当经济增速偏低的时候，必然会努力采取有利于民企增加投资的正策。
也就是说，相比于经济增长快速的时期，正府在支持民营经济方面，如果有【正策不确定】现象，那也是从相对不太有利于民营企业，向更加有利于民营企业改变。因此今天民企杠杆率不应该因为【正策不确定】而降低，反而应该呈现出杠杆率更高现象才对。
可是按照黄益平上面的分析——而且也确实是事实——结果来看，却是正府在为控制经济过热而收紧信贷的时候，民企杠杆率相对较高，当正府努力要促进民营企业增加投资的时候，民企的杠杆率却下降了。
也就是当经济过热时期，正府收紧信贷的措施并没有能够降低民企的杠杆率，而当正府需要民营企业加大投资，并陆续推出一些列优惠正策的时候，民企的杠杆率却在逐步降低。这除了用市场利润空间缩小，导致民营资本退缩来解释，应该找不到其他的理由了。
事实上，当因为国际经济环境不好，导致国内外市场有效需求不足，从而使得民营资本出现退缩现象的时候，国企执行正府稳住经济发展态势的要求，通过加大杠杆，增加对于市场的有效需求，才是稳住民营资本对于市场的信心，没有进一步逃离市场的必要条件。尽管这么做的结果是历家财富的流失。这也是导致国企最终会要退出市场的经济规律现象。
因此，用所谓的“国进民退”这个贬义词来表述国企的高杠杆现象，是不懂经济规律的表现。他不知道，如果这个时期国企也降低杠杆率，必然导致市场的有效需求进一步萎缩，利润空间进一步降低，民营资本逃离市场的行为会更加严重，也就是民企的杠杆率会更低。
有人会说了，民企杠杆率偏低的原因，是他们的信贷环境不利。然而这是出于偏见的错误观点。
首先，民企的信贷环境的相对不利不是自今日始，【从2003年到2007年】乃至于更早就已经存在了，而且一直以来在逐渐改善过程中。这个事实不能不看到。
其次，民营企业多半是中小型企业，中小型企业的信贷环境比大型企业相对要差一些，这是市场规律现象。美国的中小型企业的信贷环境也比大型企业差。因为银行信贷要追求两个根本目标：1、贷款的安全性；2、贷款的效益性。
相对于大型企业，中小型企业的贷款风险要大一些；相对于国营企业，民营企业的贷款风险要大一些。我们看到，即使在美国，当经济危机来临的时候，正府也会用国家资本拯救大型企业，不独中国是这样。国企的贷款安全性确实比一般的民企要高。
在贷款效益方面，银行做一笔贷款。无论金额大小都有一个最低成本。因此，对于大型企业的贷款发放，边际成本相对较小，而边际效益明显大很多。相对于国企，民营企业的贷款安全度较低、边际效益较小，他们面对的信贷环境较差不是很合理的吗？
而中国的民营经济就是在这样的信贷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从2003年到2007年】，他们在这样的信贷环境下，实现了与国企基本相当的杠杆率，今天他们在事实上已经比过去宽松了一些的信贷环境下，杠杆率却大幅度降低了，原因只能是市场利润空间不足，使得民营企业退缩了，而不可能是因为【正策不确定】导致的。
也就是说，民营企业杠杆率“偏低”的原因在于市场规律，与国家的正策没关系。因此特别的提出要在金融正策上对民营企业增加优惠，是违背市场规律要求的。会导致宏观金融风险的增加，事实上也是违背民企的根本利益要求的。
因为当经济前景不看好的时候，认为向民营企业增加信贷供应，同时减少对国营企业的信贷供应，一方面会增加一些民企在市场不好环境下增加杠杆的欲望；另一方面国企对市场的资源供给与有效需求会相对减少。结果会导致民营企业的杠杆风险增加，同时经营困难增加。
有人会说·，批判中国杠杆现象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的信贷正策向国企倾斜，导致了“僵尸企业”现象的发生。
这种观点，其实是“僵尸思维”的表现：
所谓“僵尸企业”指的就是长期陷于亏损状态，看不到盈利前景，需要靠外部的不断注入资源，才可以维持下去的企业。为什么要把这样的企亿云之为“僵尸企业”？解释中没有明确说。逻辑上当然是因为根据西方经济理论，企业应该是创造财富的。不能创造财富，反而要吞噬财富才能够存活的企业，当然就是“僵尸企业”了。
可是这个逻辑是违背主观价值理论的。因为企业只创造资源，资源是否有价值，要看市场的判断。而财富就是价值的表现形态。也就是说没有价值的资源，是不构成财富内容的。 所以，企业是不创造财富的。于是从这个逻辑来说，不应该把长期亏损企业粟陨是“僵尸企业”。
因为长期亏损企业其实也在创造资源，比如创造社会就业岗位、创造市场有效需求，这些对于稳定社会经济、维持市场资产价格，从而防止宏观经济危机、防止私人资本贬值、防止企业大量破产，都是大有好处的。
既然这样的企业其实与其他企业一样，也在为社会创造资源，当然就不能说他是“僵尸企业”。
之所以这样的企业会被一些人们粟陨是“僵尸企业”，因为这些人们有一个逻辑思维错误，就是把企业与资本两个不同的概念混淆了。资本，是必须以利润为唯一目的的。因为没有利润的补充，资本是会逐渐被消耗完的；企业就不一定。
企业的职能只是组.织经济活动；经济活动的目的可以是盈利，也可以是其他目的。即使是私人资本的企业，如果只是私人资本集团的企业之一，也未必一定要有利润的。如果以个别企业的亏损为代价，可以赢得集团资本总体利润的增加，那么这个企业的亏损也是可以接受的。
从国家的宏观经济角度来讲，这个逻辑就更明显。国营企业的根本目的是服从正府的需要。一般情况下，国营企业也是应该盈利的。
但是，当国家需要国营企业不惜亏损，维护社会经济环境稳定的时候，国营企业就不能只顾盈利目的了。即使是亏损，也必须完成国家的稳定经济计划。而国家的经济稳定了，财正收入才能够持续，才能够保证国家维护生产力进步所必要的社会环境的能力。而生产力的持续进步，才是解决任何经济问题的根本前提。
至于一些人说的【僵尸企业吞噬了经济活力，因为它们消耗了原本可以投入新兴企业和部门的税款、资本和劳动力。僵尸企业大幅削减价格以增加销量，可能会拖垮状态较好的竞争对手】，是没有明白市场规律与资本流动规律的人才说的出来的话：
任何企业接受了资本或者其他任何资源，都必然会在经济活动中把它运用出去的。或者是篮买原材料、或者是支付劳动报酬、或者是存入银行。
如果是被用于购买原材料，当然就为市场上的其他企业提供了有效需求，为市场增添了经济增长的动力与空间；
如果是被用于支付劳动报酬，当然就为市场增加了消费需求空间，同样是为其他企业提供了盈利空间；
如果是被存入银行，则增加了银行的可放款资金，有利于其他企业获得廉价贷款资源，还是为其他企业的经济活动增加了有利条件。
因此不存在这样的企业吞噬经济资源，消耗掉本可以投入新兴企业和部门的资源逻辑。
还有所谓的【僵尸企业大幅削减价格以增加销量，可能会拖垮状态较好的竞争对手】的说法，更是无稽之谈！
没有哪个经济主体——即使是正府——会让自己本来已经长期亏损的企业，继续更大幅度的亏损下去——除非这么做的结果，可以导致企业扭转亏损，或者他准备结束掉这个企业。如果这么做可以导致扭转亏损，那么只能证明其他企业不具备较强的竞争力；如果是准备结束掉这个企业，那也正是解决这种所谓“僵尸企业”的行为，不应该被指责。
所谓”创造性破坏“，其实指的是经济危机环境下，正府不要救市，任凭经济危机把低效率企业淘汰掉，让市场资源按照市场规律重新配置。如果经济危机的程度较轻，不会导致企业大量倒闭，从而失业情况严重，威胁社会稳定这个生产力进步的必要条件，这么做是可行的。
可是，当经济危机的结果会导致大量企业倒闭的时候，正府不进行救市，将导致的就不会是”创造性破坏“，而是”毁灭性破坏“。
中国过去几十年因为需要就业的人口众多，必须保持快速的经济规模扩张，所以正府不敢对于经济危机掉以轻心，对于国有企业的补贴行为也就不敢稍有放松。
近几年以来，中国经济规模已经初步满足了就业基本要求，用高速经济扩张保证就业要求的必要性已经消失。于是历企体制改革，其实也就是逐步卸掉财正对于国有企业的补贴的负担的方案，就摆上了正府的议事日程。可以预计，将来国有企业中的亏损将逐渐的不会有财正补贴了。
一些财经理论人士之所以提出”僵尸企业“理论，是因为不明白经济规律的作用，不懂得正府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也不懂得正府与资本之间的利益关系。把正府与资本之间的利益关系人为地对立起来分析。实际上在替正府操空心。
如果站在资本利益与正府利益对立的角度，应该鼓励正府大力补贴国有企业，等到财正无以为继的时候，让私人资本出来捡便宜资产，不是对私人资本更好？只不过西方意识形态体系里面没有讲这样的道理，所以他们也就不懂。
所以，世界上没有”僵尸企业“，有的只是”僵尸思维“——只会背西方国家的死人的教条，不会从事实与逻辑中创造符合实际需要的理论，这样的思维方式，用”僵尸思维“来形容，不是很贴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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