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很重视书写历史的国家，甚至印度对于他们文化最辉煌时代（佛教东传）的历史都没有记载，以致于还要借助中国史书对天竺的描述。
中国从春秋战国时代就有专门的史人，对天文、地理、战争都有详细描述，人类历史中很多“第一次”，比如第一次记载日食，第一次记载彗星，第一次记载超新星，都是中国人干的。
史人一般在朝堂有沾染文物书籍的机会，但也是一个风险很大的职业。
齐国大臣崔杼弑杀齐庄公，太史公秉笔直书：崔杼弑其君，崔杼挥剑砍死太史公，然后让其弟弟写，仍然写，崔杼弑其君，于是愤怒再杀之，问太史公三弟，你不怕吗？是死还是写庄公暴病而亡？三弟凛然正气道，据实而写是史人责任，失责而生，还不如死呢。
大家有没有看到，其实中国古代还有原始部落的遗留呢，这种慷慨无畏，和后来史书中见到的契丹、女真、蒙古人何其类似？
至于为什么后来上天把中国交给这些少数民族治理好几个朝代，也许也足以说明，上天不喜欢矫揉造作，而喜欢天性纯全的民族。这种原始气息一旦泯灭，可能离文化上礼崩乐坏也就不远了。
在浩如烟海的史书之中，有两部是最有名的的，一部是《史记》，一部是《资治通鉴》。
两部书都详细记载了中国从上古到当世的历史，《史记》从上古传说写到汉武帝，《资治通鉴》从三家分晋写到北宋初年。但两部书的初衷却截然不同。
司马光
成书较早的《史记》，司马迁仍然有春秋战国史人传统，他希望自己能和孔子一样有所作为，这是他的个人主义，在笔法上也是奉行秉笔直书，据实记载，所以西汉缔造初年的那些看似很荒唐的事情都被他生动描述，比如战败时刘邦仓皇逃跑，把妻儿从车上踹下去什么的。这种描述在《资治通鉴》里绝对不可能存在。为了争一个死理，被汉武帝阉了，这也是司马迁身上原始性仍然保留的证据。
而《资治通鉴》的初衷，是对皇帝治理国家提供一套参考书，通过历史兴衰故事，从不同侧面给皇帝治理国家提供启发和归正。它已经不单单是记载历史了，更有很多加工和挑选，也没有大笔挥洒记载宋太宗打契丹失败，屁股上被射箭，骑驴南遁的狼狈场景。
尽管宋太宗的这个场景，和刘邦兵败项羽的场景，几乎一模一样。
史人的这种藏着掖着，看似好像维护了皇帝的英明伟大，但适得其反，它使后世当拳者觉得自己犯错误无所谓，让后世史人认为，对于史实要以皇帝位中心，挑肥拣瘦，捡好的说，如果非要如实写，不好的也可以忽略。
刘邦兵败
从司马迁生存的年代（公元前1世纪）到司马光的时代（公元1000年左右），整整1000年，汉族已经从原始社会边缘进化为文明高度发达，思想发达而畸形的境界了，也可以看出汉族和周边少数民族的显著差异，一个狡黠算计，一个蒙昧淳朴。
那么按照“上天喜好律”，历史的主角就要自然让渡给淳朴蒙昧的游牧民族手里。这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在历史中的体现。
隋唐是中国古代的巅峰，但巅峰也是下坡路的转折点，隋唐的制度，科举制发展成八股取士，三省六部制发展成皇帝一个人说了算，最要命的是史学也遭到侵蚀，据说唐太宗就参与过篡改史书这件事，史学这么严谨的学术问题，都慢慢成为莫须有、差不多的存在。史人在技术上可能远远超过司马迁，但在人性飞扬方面，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个唯唯诺诺的奴隶。看似维护了帝国的面子，实则侵蚀了帝国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一旦有敢如实书写的史人，结果你们看到方孝孺就知道了。方孝孺是一个代表，就是敢撞南墙的后果。
因此，《史记》自然比《资治通鉴》更伟大。别忘了，自古以来，实事求是，唯实而不唯上，这才是最好的史人。
而失掉原始蒙昧性的民族并非只有汉族，从古代罗马人到今天意大利人，从古代阿拉伯人到歌舞升平被蒙古击溃后四分五裂状态的阿拉伯人，都是因为过度文明被弱小民族击溃的。如果一个人吃的是假粮食，肯定会营养不良，如果一个人看的是假历史，那他会不死吗？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搔。
读历史，《史记》是首先被推荐的。
它是中国正史第一部，二十四史之首，与《资治通鉴》并称为“史学双璧”。鲁迅给它最高评价“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搔”。
无论何种书单，名人推荐，都必有《史记》。
但很多人以为它严肃枯燥，其实它如小说般生动、有趣，情节丰富。
它是史学家司马迁，毕生所著的一部伟大的通史。
讲述了上至上古皇帝，下至汉武帝，贯穿经传，诸子百家，3000多年历史…… 1/2 1 2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