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的钱币换算最好的方法就是根据当时的物价来做对比，而参考的商品最好的就是百姓通用的吃穿等物品。
那么，知道了对比的商品后，还要根据年代的商品价格为例。
1872年时，白米每旧石为2.7银元，计算大米的容量单位为1旧石=160旧斤=177.7市斤。也就是说当时每斤白米为1.5分银元，这时候的一块大洋折合人民币为一百多块。
1901年时，白米每旧石为4银元，也就是每斤为2.2分钱，这时期的一块银元大概为今天70元左右。
1911年-1919年，米价涨幅不大，当时每旧石为6银元，也就是每斤米是3.4分钱。1银元可以买30斤上等大米；猪肉每斤只要1角2分，1银元可以买8斤猪肉。这时的一银元相比现在人民币为40-50元。
1920-1925年，上海米价到了每市石9.5银元，1市斤=160市斤，也就是每斤大米要5分多钱，1银元买18斤大米；猪肉每斤为1角4分左右。这时候的1银元折合人民币为35-40元左右。
1926-1936年，米价每市石需要10.2银元，每市斤为6分多。1银元可以买16斤大米；猪肉每斤为2角左右。这时的1银元等于人民币30-35左右。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到清末民初时一块大洋的价值概念。虽然当时上海的物价要比北京高出10%左右。
民国初期到后期的物价相差极大
在民国时期，一块大洋可以请吃西餐；可以买20张公元门票；可以买10张演出入场券，而报纸这些，一份只要3分钱，一块银元就可以包月。
据资料记载，清末民初时五块银元就可以买一头水牛，一块银元可以买一担大米，到民国后期一银元是一担谷。
根据清末时期银子的换算，当时一块银元等于0.8-0.9两银子，以这个价格兑换现在实物的话，那一两银子就100元以上，民国初期时约等于250元。
我们可以按当时鲁迅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当教授时的工资300大洋来算，相当于现在至少3玩人民币，而当时一般工人的工资也就5-10个大洋，蔡锷将军当云南总督时月薪也才65个大洋。
以民国初期的物价推算，当时的一块大洋价值约等于今天的250元，而到中后期时的价值就没有这么高了，只能值现在的100元人民币。
当然，对于北洋时代的各位当拳者，那些常在文学作品里“开明”“爱国”的“大帅”们来说。一块大洋当然不算什么钱。以曹汝霖《民初外交回忆》记载，当时北洋正府每月开支两千万元，但月收入只有1200万元。除了拉饥荒，还拼命扩充军费：一九一九年的民国军费，就高达二点一七亿大洋——主要是老百姓买单。
所以，就是在号称“民族工业短暂春天”的北洋时代，“大帅”们的横征暴敛也从没停：江苏的田赋七年增长一倍，附加税增加五倍。河南的捐税多达五十四种，田赋从1920年起开始“预征”，每年都把后几年的田赋一并征完。吴佩孚还在河南强制种鸦片，每亩收税八块大洋。那正处于“春天”的民族工商业呢？单是天津曾经发达的面粉业，就在北洋重税下大半倒闭。上海烟酒总会还算了笔账：一坛烧酒从上海运到北京，一路要收三倍的附加税。一担烟丝从福建运到浙江，就要被压榨三十多元捐税。这“春天”有多繁华？可以想。
当然，在这“春天”里，民国“名流”们的财也不少发，1920年旱灾，直系军阀曹锟亲手搂走了300万大洋的救灾款。军阀赵倜祸害河南八年，搂走的钱款就有四千多万大洋。对于他们来讲，一块大洋虽然不算多少钱，但也绝不会轻易花到老百姓头上——北洋时代以城市污秽著称，要改善城市环境，平均给每个老百姓每年花一块五毛大洋就可以。可实际上，这么一笔“小钱”，北洋正府都捏着荷包——民国各城市的公共卫生开支，最多只占正府开支的百分之七，均摊到每个市民身上，竟不到一元钱。
民国“无年不疫”的惨状，就来自这节俭。
以这个意义说，军阀们看不上眼，“大师”们“当小钱”的一块大洋，对于民国绝大多数普通百姓来说，实在是一笔无比重要的钱。看懂这笔钱的价值，也就看懂了那个落后挨打的时代里，多少值得深思的，繁华与苦难下的民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