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继位以前，汉匈战争一直持续，总体上说，匈奴处于攻势，汉朝处于守势，尤其是“白登之围”以后，汉朝选择以和亲的形式来缓解双方的摩擦，极力避免大规模战争，即便如此，匈奴依然不断的以袭扰的形式侵犯汉匈边境，文帝期间有过反击，但多是基于匈奴主动进攻基础上的自卫反击战，并没有出现汉朝大规模进攻的行动。
汉朝的正策看似软弱，实则有自身的难处。
冒顿单于继位以后，整合了北方草原上的游牧部落，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军事力量，无论人数还是组.织能力，都大大优于秦朝时期，刘邦对匈奴的御驾亲征可看做是双方第一次正式交锋，而从“白登之围”可以看出，汉朝对匈奴的军事实力缺乏了解，加之汉军以步兵为主，无法应对匈奴以骑兵为主的作战方式，失败也就在所难免。
“白登之围”带来的失利，打消了汉王朝企图毕其功于一役的指导思想，加之后来的文帝景帝性格柔软，把精力都放在国内休养生息，不愿意大规模对外用兵，双方出现了长期的和平局面。
这种局面随着汉武帝的继位而被打破！
武帝终其一生不断对匈奴用兵，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1）汉武帝个人性格
有心理学家推测，汉武帝可能属于典型的热血型人格，这类型的人不甘于平庸，做事冲动，仿佛有用不完的精力，汉武帝在位期间，长期大规模对匈奴用兵，与此不无关系。除此以外，匈奴强势时期给汉王朝带来的屈辱感，也是汉武帝矢志不渝打垮匈奴的重要原因之一。
汉武帝有个同父同母的姐姐，十四岁就远嫁匈奴，也就是后来的匈奴阏氏，虽然其身份地位并未受到亏待，但这种城下之盟定下的婚姻，让汉武帝难以接受。
汉高祖去世后，冒顿单于出于挑衅目的，在言语上多次冒犯吕后，“孤债之君,生于沮泽之中,长于平野牛马之域,数至边境,愿游中国。陛下孤立,孤债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
其时汉朝国力有限，无法做出军事上的回应，只能让匈奴单于吃豆腐，但于此产生的耻辱情绪并未随着事情的解决而消散，再加上“白登之围”给汉朝带来的负面影响，让汉武帝强烈渴望一雪前耻。他在诏书中写道：高皇帝遗联平城之忧，高后时单于书绝悼逆，昔齐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大之。
（2）主战思潮占据主流
汉朝立国初年，碍于国力，主和派占据主流，“文景之治”以后，汉朝国力增长，主战派开始崛起，汉武帝因势利导，主持了两次廷辩，就战和问题进行讨论，其中第二次王恢和韩安国关于马邑之战的廷议争辩使得主战派的声音占据了明显的优势，加上汉武帝本人主战的意愿，主战思潮开始占据主流。
（3）国力支撑
楚汉战争以后，中原地区生产力遭到了极大破坏，《史记》记载：天下既定,民无盖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驯,而将相或乘牛车。在这种背景下，汉朝根本不具备长期对匈奴用兵的国力，“文景之治”后，汉朝生产力得到恢复，人口大幅增长，已经具备了对外用兵的实力，“吏安其人,民乐其业,蓄积岁增,户口寝息”。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并不打算将这些财富用于百姓，而是将目光投向了屡屡侵犯边境的匈奴，不仅投入巨资提升战斗力，还从后勤保障方面加以完善，例如对军马的重视，就贯穿武帝一朝，“众庶街巷有马,吁陌之间成群”。
与之相对应的是，匈奴在经历了冒顿单于的巅峰后，国力开始下降，此消彼长，给了汉武帝用兵的绝佳机会。
站在历史的角度，汉朝与匈奴的冲突，实则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两种生产方式的冲突，纵然其中一方在军事上取得短暂优势，在生产方式不发生变更的前提下，双方的冲突也无法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汉武帝终其一生对匈奴用兵，实则是对这种规律的一种反抗，但从效果来看，并不理想。
当然，日慕乡关并不否认汉武帝用兵的积极意义，正是在他的不断打击下，匈奴正拳趋于解体，宣帝年间，利用匈奴遭遇雪灾的机会再度用兵，终于彻底击溃匈奴，此后很长时间，匈奴无力组.织起大规模的进攻，追本溯源，还是汉武帝的功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