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生正太在浴室h 我的正太弟弟晨晨皓皓的二部

　　我越来越怕过年了。我家在江西的一个普通的农村，在脱贫攻坚的浪潮包裹全国农村的时候，这个小山村没能搭上这趟时代的高速列车。

　　相比于那些没有土地、没有房子的贫困村庄，它有广袤的平原土地，人均能分到2亩地的水稻田，那些身强力壮的村民都能到县城的某个建筑工地上，或者周围村庄的个体新房修建上找到一个养家糊口饭碗。

　　木匠、泥瓦匠、篾匠、石匠，这些各式各样的称呼是他们谋生时的身份。这都是当初辍学时，家里人四处帮他们找“师傅”，几年学徒之后掌握一项终身的立身之本。

　　媒婆介绍相亲，结婚，生子，等孩子长大后让孩子也学一门活命的手艺，这是我父亲及往上这辈的村民的生命轮回。

　　我爸是个木匠，我家旁边的三个邻居是泥瓦匠。没有人说得清，他们的生命轨迹为什么会这样高度的重合。

　　90年代初期，金钱的气味已经从当时中国的城市弥散到农村，他们成为了几千万农民工中的一员，跳上了火车，前往深圳、广州、东莞、厦门这些城市，我在儿时还不知道什么是城市时，就已经从他们口中熟悉这些城市的名字。

　　他们做着城市化建设最基层的苦力，砌墙、粉刷、浇灌，这是他们日复一日的动作，这和他们在农村时没什么不同，喂猪、挑柴、望山。

　　他们的身影会辗转一个城市的很多角落，从一个工地到另一个工地，他们不知道自己在盖什么楼，用来做什么。而事实上在他们每一个留下的身影背后，都是市场化经济蹒跚起步的缩影。

　　他们对城市不会有任何感情。也许更准确地说是，这群城市化的奠基者，自己并不理解什么是城市。

　　这群最终从不同方向跳上火车的农民工，最终汇聚到了一个出口——返乡。返乡的理由各式各样，家里父母生病，孩子要考大学，也许最普遍的原因是，城市不再需要他们。

　　回乡时，他们的孩子正在读初中或高中。这些之前生活轨迹基本重合的农民，从这时起开始分叉。

　　小城、小俊、小东和我，我们是村中同年的发小。农村长大的童年格外美好。村庄外的山山水水都有我们的足迹，掏鸟蛋、抓野鸡、捅蜂窝、烧蚂蚁这些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是我们弥足珍贵的共同记忆。

　　我们在小时候很长时间都是留守儿童，父母外出打工，由爷爷奶奶抚养。那时的小学在镇上，离村庄3里路。我们一起走路上学，放学回家后一人搬一个小板凳，围坐在小城家的门前院子里写作业。

　　那时候上小学，大家都没有谁学习好差的想法。不过小东和小俊属于脑袋特别“灵光”的类型，经常在数学课堂上受到老师的表扬。

　　改变发生在上初中后。

　　为了能获得更好的教育资源，小东和小俊被父母送去了县城上初中。而我和小城依然在镇上的初中上学。自那以后和小东小俊基本失去了联系，和小城也因为在不同的班级很少见面。

　　那时我父亲在厦门打工，只有每年过年回家。我母亲却辞掉了在外面的工作，决心要回家抚养我，她深知教育对一个农村孩子的重要性。母亲把家里分配的5亩地都种了下来，农忙时间每天扛着比自己还重的稻谷上下三楼，落下了一辈子的腰病。

　　在我记忆里，那也是我作为农村的孩子唯一记得农活的日子。在田里割水稻、早起晒谷、傍晚收谷，母亲会经常在我累得快趴下时说：你不读书以后就是这样的生活。

　　我从不想诗意化自己过去的经历，因此坦白讲，我当时并没有而因此要发奋学习的念头，甚至还会有时候享受干农活。但至少在我看来，那段日子造就了我非常朴实和悲悯的性格。这种性格让我在各种诱人和干扰包围下的乡村中学，坚持做了少数笨但踏实的那一批人。

　　我和小城最终都考上了县里的重点高中。在我们收到通知书后，我们开始打听小东和小俊的消息。这两个我们曾经的发小，这么久以来蒸发般的离开了我们的生活。

　　最终，我们打听到他们早已辍学的消息。小俊在初二时因为英语太差辍学了，去了外面学铝合金门窗装订。而小东辍学的原因，我们至今没有打听到，只知道他辍学后去了学汽车修理。

　　我和小城并没有对他们的境遇有什么感觉。因为我们能走的路只有一条——高中三年后考大学。我们没有时间和精力在小东小俊的事上停留，而事实上，我们自那以后也几乎没见过他们。

　　我和小城都考取了普通的本科大学。

　　村里的大学生屈指可数，村里人脑海里的大学，大抵是这两类：一类是进了大学日后包分配工作，进中央机关；一类是毕业赚在农村来说是天文数字的人民币。

　　这些把大学无限“神化”的村民，事实上对自家孩子的教育并不重视，在他们狼子里，还是觉得金钱是在农村评判成功的唯一标准。只要孩子能成家立业并生活宽裕，在他们眼里已经足够了。至于大学，那是锦上添花的非必需品。

　　小东和小俊的父母就是这些父母里的一个。当孩子有辍学的想法时，这些父母对教育的态度让他们很快允许了自己孩子辍学的念头。小俊母亲曾经对我说：小俊不想读了，早点出去赚钱也好。

　　我和小城也成了这个村庄的“另类”。按照我们村庄评判成功的标准：能早成家立业并生活宽裕。我和小城甚至算得上是失败的例子。

　　我在西北一所普通大学求学。在这个远离我家乡的小镇上，我在一点点打破自己在家乡20余年建立起的固有认知，去重新拼凑我对与农民、农村、城市、成功的定义。

　　在我求学几年以来一直打捞的认知碎片里，母亲教会我的那些恒定价值观一直没有打破。相反，它让我更加关注我家乡的这群朴实的农民，我相信，他们只是中国8亿农民的冰山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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