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青人早期叫“土人”，又叫“里民子”，也叫“羡民”或“县民”[1-2]，后期叫“穿青”。所以称为“土人”，是因为他们“居土日久”，是明朝汉族征南将士与当地土族的后代，“因而自认和当地汉人有区别，传统服饰尚青色，普遍使用贵州通行的人话，解放后，穿青人要求承认其为少数民族。例如贵州的穿青、广西的六甲等。”（见1978年9月，正协全国（委）员会民族工作组天《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
穿青人是一个主要分布在贵州西北地区，人员相对集中的“未识别民族”。在部分穿青人的家谱、墓碑记载和传说中，他们的祖籍是“江西吉安府庐陵县”。其渊源存在诸多争议，近年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研究。
现如今，穿青人主要分布在贵州省的毕节市、贵阳市、安顺市、六盘水市、黔西南州、黔南州等六个市（州）所属的二十多个县（市、区）。此外云南镇雄一带也有人自称是穿青人，可惜的是如今他们身份证上的民族栏标注的大都是白族，云南省境内的人方数据已无穿青人这一待定民族。根据2000年的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穿青人人口数量约六十七万人，其中，毕节市的织金、纳雍两县在当时已分别超过二十万各村各户追逐驱赶瘟疫，装扮的一对青年男女要随行演唱。现在他们在每年的新春时节也还要以一村或数。
问题缘由
1955年，由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派人来到贵州，由省、地、县三级抽人参加共50多人组成工作队对穿青人的民族成分问题进行调查。调查范围主要是毕节、安顺两地区。在毕节又分为大定、纳雍、织金、水城四个组。调查组对外的名称不统一，在纳雍叫“山区生产调查组”，在织金叫“访问组”，在大定叫“山区生产改造工作队”等。调查的主要对象是穿青，其次是龙家、蔡家、卢人、南京等族称。这次调查从四月份在省里开会布置到八月初回省总结，前后历时四个多月。这次调查以费孝通教授为首，其结论是穿青是汉人而不是少数民族，形成《贵州省穿青人民族成分调查报告》（以下简称1955年《调查报告》）。当时的调查报告没有公开，但是历家有关部门在制订和执行正策的时候是按照这个结论为参考的。1978年9月，费孝通在正协全国（委）员会民族组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仍把穿青人等归入汉族当中的一部分，他说：“迁居到少数民族地区去的汉人，前后有若干批。早去的汉人曾经长期和内地隔绝，和后去的汉人，在语言、风俗习惯上有一定的区别，并且受到后去的汉人的歧视，因而自认和当地汉人有区别，解放后，有人要求承认是少数民族。例如贵州的穿青、广西的六甲等。”
但1955年《调查报告》也存在一些问题：
一、调查典型的选取问题。1955年《调查报告》举例大多是穿青人聚居区边缘地带的大方县，汉化已很严重，穿青人聚居的腹心地区则鲜有涉及；
二、史料选择问题。1955年《调查报告》轻史料，重家谱，对史书地志上关于穿青前身的记载一笔带过，但却很看重穿青人家谱中的说法，将其视为论证穿青为汉人的依据，而对普遍存在的家谱造假严重问题予以回避；
三、民族认同标准问题。1955年《调查报告》认为穿青人是江西随军而来的汉人形成的一个带有地方特点的移民集团，但贵州汉族有诸多从不同地方，以不同缘由来的，为何偏偏就只有穿青形成了这样一个集团？这是难以理解的。
1995年民族出版社出版的黄光学主编的《中国的民族识别》一书当中重申了1955年《调查报告》这个结论，并且说：“穿青人过去并没有否认过自己是汉人。我们所收集到的谱书，没有例外的，把汉人中有名的人物作为自己的祖先，比如张氏可以联系上张良、张飞，比如刘氏可以联系上刘邦、刘备。这种情况在苗人和彝人中是不易见到的。在历史上凡是发生民族斗争时，穿青总是在汉人一边的。在吴三桂和水西的战斗中，他们站在水西一边，那是因为这次战争还包括着明朝移民和清朝的斗争。就是这样，在传说中穿青还要声明是出于不得已。穿青过去也从来没有自觉另外是一个民族或部族的单位。他们这个集团并没有一个自己承认的名称，穿青这个名称原来认为是别人对他们侮辱的称呼。过去绝不能当面问对方是不是穿青。我们知道有不少地方穿青和穿兰争着做‘真汉人’。‘穿青穿兰是一家’的说法在青兰杂居的农衬中是很普遍的。”
然而这一说法同样存在严重错误。穿青人家谱中却存在着大量造假和矛盾的现象，比如入黔时间前后颠倒不一：穿青李姓家谱先是说祖上“因洪武调北征南”而来贵州，后又说是“大明永乐十年由江西入贵州”；穿青龙姓族谱先是说洪武年间而来，后又说是嘉靖年间为人退休后落籍于此；穿青张姓族谱竟说祖先明朝洪武二十六年入黔，竟然在清朝嘉庆三十二年升人，中间隔了434年，更何况嘉庆在位时间总共才二十五年。还有就是祖先人位显赫，史料却毫无记载。并且倘若发生民族争斗时，亦从未出现过“穿青总是站在汉人一边”的情况。1985年《重新调查报告》就引述了黔西北地区流传的民歌唱本，里面就有穿青人遭到刽子手吴三桂屠杀的内容，清朝咸同年间陶新春领导苗族起义的时候，就有张油客，卢会聪的穿青人参与或支援。
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调查结束后，部分穿青人对当时的民族成分调查结果表示不愿意接受。而从1966年开始，“文化大革.命”爆发，在“文革”当中，民族问题便不再被提及。到改革开放初期，很多民族问题又重被提起，由此而出现了八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初的一个民族识别和更改民族的高*潮。在此背境下，贵州省人民正府发出了1981（112）号文件，开展了全省未定民族的识别工作。当时主持此次识别工作的中*共贵州省（委）副书系苗春亭的意见是：“要加快民族识别的速度，靠国家民（委）派人来不现实。同样，各地靠省民（委）派人解决也不现实。有民族识别工作任务的地、州、市、县要组.织力量，自己识别自己。”苗春亭特别强调要注意：“弄清民族意愿，与此无关的一些事不要过份追究，比如族源的探讨。民族意愿要作为一个客观存在去调查研究，要作为一个客观事物去对待。”1984年1月，贵州省民族识别办公室决定穿青组由织金、纳雍两县定人分工撰写出《贵州省穿青人民族成分重新调查报告》（以下简称《重新调查报告》），并带到贵阳集中讨论修改。1985年3月，贵州省民（委）有关人员带着这份报告向国家民（委）汇报，要求将穿青人识别为单一少数民族，被中央否定。（穿青人知识份子自我民族识别活动材料来自于织金县县志办公室编《织金县志稿·民族志稿》） 1/4 1 2 3 4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