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轻的吴稚晖干过两件“大逆不道”的事儿。一是当任的江阴知县过孔庙不下轿，吴稚晖认为父母人“非圣无法”，有辱斯文，率南菁书院同窗钮永建等向轿内投石块和砖头，砸得知县鼻青脸肿，喝令衙役将吴稚晖捉回衙门。按大清律例，举人与知县同级，后者捉拿前者有违“王法”。南菁书院院长黄以周据理抗争。那知县也识趣，自知过孔庙不下轿理亏，拘禁吴稚晖更是罪加一等，且事闹大了，恐对仕途不利，便向吴稚晖道歉，并用那顶轿子将吴送回，就此息事宁人。另一件事是：江苏学正杨颐走马上任后，宴请亲朋时公然坐画舫，吃花酒，征歌取乐。吴稚晖认为一省最高教育长人如此粗俗，有失体统，败坏士林风气。便邀集田其田等人，穿四开裤箭袖袍，头插松枝胡萝卜，手持草纸，扮作一副滑稽相，在大庭广众之下拦住杨颐狂呼：“生员叩见大人，请赏花酒三杯。”说完故意跌倒在地，四肢朝天，引路人注目，出杨颐的丑。殊不知，长人是不好得罪的。吴稚晖屡给南菁书院惹麻烦，被院方取消了学籍。但他旋即又考入苏州紫阳书院。
吴稚晖好打抱不平，自言毕生把“实事求是，莫作调人”当座右铭。不随波逐流，敢出头，很有天马行空的味道。吴稚晖带头大闹中国驻日公使馆，使他一夜成为学界大闻人。自戊戌维新失败后，赴日留学者热衷学习军事。1902年，江、浙、赣有9名自费生申请入成城学校(有军人摇篮之誉)学习陆军，驻日公使蔡钧本应提供担保的方便，但他虚与（委）蛇拒办。吴稚晖左右斡旋无果，与陆揆钧率26名留学生大闹公使馆。蔡钧斥他们“纯是目无纲纪，无理取闹。”吴稚晖不示弱，嬉笑怒骂讽刺挖苦。蔡钧恼羞成怒，抢打出头鸟，暗中勾结日本警局，拘禁吴稚晖等一夜。日警以“妨害治安罪”为名逐吴出境，限当日返国。“士可杀不可辱”，吴稚晖下决心以死抗争，写下绝命书：“信之已死，明不作贼，民拳自由，健邦天则。……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亡国之惨，将有如是。诸公努力，仆终不死。”翌日晨，日警将吴押往火车站。途中路过一孔桥，吴稚晖趁其不备，愤然跃入河中，但很快即被日警救起，硬行遣返。临上车时，数百名留日学生为其送行；时在横滨的梁启超亦赶来话别；正在日本游历的蔡元培怕吴稚晖仍想不开，伴他回国。梁启超马上将吴稚晖的“以死殉国”事件，刊布在他主办的《清议报》上：“吴君之被捕也，以为士可杀不可辱，欲以一死唤醒群梦，引起国民拳利思想……”吴稚晖由此一举，大名远扬。回国后，中国教育会请他演讲该事件始末。他“慷慨激烈，淋漓尽致，述及腐败，丧失国拳，听者皆为之愤怒；述及蔡钧举动乖谬，出语荒唐，又令人失笑。鼓掌之声，震动屋宇。”
善耶，恶耶？
怪论妙言，是耶，非耶？
吴稚晖富辩才，其如珠的妙言，能把稻草粟陨金条，能使死人开口，也能把活人笑死。他是民国的“名骂”，他的骂人艺术有“根”。吴氏早年在地摊上读到一本名曰《何典》的小书，开篇词为：“不会谈天论地，不喜咬文嚼字，一味臭喷蛆，且向人间捣鬼，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吴读后大悟，文风丕变，“有话直说，有屁直放。”文章中充满俗语俚词，污秽到连生殖*器人都可搬上作武器，并以滑稽诙谐、冷嘲热讽为特色。时人评他的文章“幽默而诙谐，诙谐而幽默。”
1907年，无正府主义者吴稚晖、李石曾等共同在法国创办《新世纪》，鼓吹革.命，发表大量排满文章。詈骂太后、皇帝及当朝大臣，继而骂曹锟，骂章士钊。吴用对话体写《卖瘾实状》，把慈禧太后粟陨一个比娼妓还下贱的瘾妇和恶魔，污秽到笔者不敢征引。
慈禧、光绪卒后，他撰文讥讽：“独闻狐后鼠帝之死，淡然不知可悲之故。有如溽暑夜卧，暗中魔索，得一物焉，以其扰人清梦之可恶，以两指捻毙之。闻其余腥，使我喉中作恶不止。此物何耶？即最污秽最不足惜之毒虫也。”他称慈禧为狐后、光绪作鼠帝，而将其死比作捻死两只臭虫。不仅如此，他在此类文章中，常把皇帝称为“畜生”，称张之洞、袁世凯为“狗头名士”，称满清皇族为“长白山中野狗”，称朝廷上下全是“贼皇狗臣”，是耗子，是痨虫，是鳄鱼。骂康有为、陈宝琛等是“挟有另一类骗法的痞棍，昼伏夜出”；骂罗振玉“专贩国粹”、“造假古董”；骂郑孝胥勾结干商，“专吃回扣……” 2/7 首页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