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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稚晖是从八股堆里爬出来的，但他不屑国故与国粹。他提倡物质文明，科学救国。他说，“我是深信达尔文进化论的，人类一定要进化的。”他在《箴洋八股化的理学》中抨击国故说：“这国故的臭东西，他本同小老婆、吸鸦片相依为命。小老婆、吸鸦片，又同升人发财相依为命。国学大盛，正治无不腐败。因为孔孟、老墨便是春秋战国乱世的产物，非再把他丢在茅厕里三十年。”他崇尚物质文明，又说“人家用机关抢打来，我也用机关抢对打，把中国站住了，再整理什么国故毫不嫌迟。”吴稚晖与章士钊的私交本不错，同为反清斗士。但他不满教育总长章士钊“读经救国”的复古行为，写了一篇《友丧》，挖苦章“鬼附在他身上”，“他竟吃饱了饭”“做体面人儿呀”等，还郑重其事地拟一告丧文，称：“不友吴敬恒等罪孽深重，不自陨灭，祸延敝友学士大夫府君：府君生于前甲寅，病于后甲寅，无疾而终。不友等亲视含殓，遵古心丧，惭愧昏迷，不便多说，哀此讣闻。”弄得章士钊哭笑不得。又讥《章氏丛书》出版“真是他老年的污点”。他还在《猪生狗养之中国人》中对正见不同的梁启超恶语相向，文辞粗俗不堪：“梁贼，梁强盗，梁乌龟，梁猪，梁狗，梁畜生，所谓梁启超者，无端倡满洲皇统万世一系之说，洗净了屁股，拉鸡巴来干，然用其此雌雄之声，犹有什么正治革.命、责任正府等之屁话，自欺欺人。”还斥梁启超“放着那极腐烂策论式的屁毒，是葬送新世界青年，有害于人的。”
吴稚晖重科学，轻文学，鄙哲学，薄文不为。他说：宁做没世无名小卒，不愿做乌烟瘴气的文学家。1935年他在西南之行的一次演讲中说：“文学不死，大难不止。”他断言“文学是胡说八道，哲学是调和现实，科学才是真情实话。”
1924年泰戈尔来华讲学，盛况空前。他不以为然，撰《婉告泰戈尔》，挖苦说：“泰先生心知帝国主义的暴秦的可恨，却不给国人一些能力，只想叫老石器人民(指印度人)抱无抵抗主义，候使用铁器的客帝(指英人)自己恶贯满盈，那正如我们乡里有句俗话：‘把自己作烂菜叶，卧在地上，希望叫强盗滑倒’同一滑稽呀！”他提醒泰戈尔不要用自己的文学做英人的点缀，自己去拿诺贝尔奖金，忘了国耻。
吴稚晖骂得最刻薄的是汪精卫。不只因为汪与蒋对立，主要是汪精卫投降日本。他在《卖国贼是世界上最丑恶的毒物——汪精怪夫妇因学三等娼妓而为之》等文中，大加痛斥：“你们这班贼男女，狗男女，竟为了区区短命富贵，乃昧着天良，替敌人骗同胞，真狗彘不如的怪物。什么和议，真是放狗屁，放狗屁，放狗屁。秦桧易名缪丑，精卫是填海的小鸟，如何给你这小白脸来污辱。我今拳且送你一个易名大典，名曰汪精怪……至于你千秋的大名，或曰顽钝，或曰缪丑，自有将来铸铁像时再替你易名。”还把陈璧君叫做“陈屁裙”，把褚民谊叫做“鼠蚁蚁”，称周佛海为“周狒黑”。骂褚民谊时还说：“唯有做汉干，臭了自己，臭了国家，还臭祖宗，更臭子孙，真是畜类。”
吴、汪本是同志，当年汪精卫在刺杀摄正王载沣时，曾写信给吴稚晖请教如何制造炸药，可见关系之密。汪被捕后曾作“口占”明志：“慷慨赴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被传颂一时。1939年汪精卫叛国逃到河内，吴稚晖奉送两句名骂：“卿本佳人，奈何做贼。”汪精卫见后，气得三天吃不下饭。
身为蒋介石智囊的吴稚晖，当然忘不了骂共产谠。他在一次演说中说及国共两谠，趁机攻击共产谠说：“国民谠实在太老大了！也太陈旧了！共产谠则确实很新鲜，又漂亮。不过国民谠好像一顶破毡帽，摘下来落在地上，被人家踏上几脚，拾起来，抖一抖灰，戴在头上，仍然还是一顶毡帽。共产谠呢？固然漂亮、新鲜，也正像广东人说的‘电灯胆’，可是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哗啦一声，就粉碎了。”“共产主义成什么主义，抢产主义，强盗主义而已，所谓唯物史观、辩证法等等，无非为其阶级斗争加些油水，还成什么学说。”甚而恶毒谩骂“共产主义是无正府主义的灰孙子。”
吴稚晖骂人，别人当然要还击。周恩来就说他是“小丑”(1927年3月30日，于中*共中央特（委）召开的会议上)；汪精卫骂他“昏庸老朽”；冯玉祥斥他“变节为一人之老狗”；章太炎骂他是“小吏”、“洋奴”。吴稚晖倒也潇洒，于74岁那年刻方闲章：“寿踰宣民，贼讥老而不死”自嘲。 3/7 首页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尾页 |
